一、“孟子升格运动”过程考论
“孟子升格运动”经历几乎五个世纪（8世纪中至13世纪中）的漫长历程才告基本结束。在这五百年里，大致可划为四个阶段：中唐至唐末为滥觞期，北宋庆历前后为初兴期，北宋熙、丰前后为勃兴期，南宋中叶及稍后为完成期。以下就此四个阶段略作勾稽。
清儒赵翼说过，“宋人之尊孟子，其端发于杨绾、韩愈，其说畅于（皮）日休也”。（《陔余丛考》卷四《尊孟子》）征诸史实，这个考证是可信的。
从唐朝立国到“安史之乱”爆发之前，孟子的地位和以前一样处于不著不察之列。当唐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“周孔”还是“孔颜”时，当唐太宗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22位儒者从祀孔庙时，当唐玄宗封颜渊为“亚圣”和“兖国公”，封“孔门十哲”和“七十子”为侯、伯时，孟子只字未被提及。当时科举考试的科目中只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“九经”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则列入“兼通”，而孟子其书没有入选。此时《孟子》尚不如《老》《庄》《文》《列》这四部道家著作，后者在唐玄宗时被列入科举，课试与明经同。
变化最早出现在“安史之乱”刚平息的唐代宗宝应二年（763）。是年，礼部侍郎杨绾上疏，建议政府把《孟子》与《论》《孝》并列为一“兼经”，増为明经的科目之一。此事虽未见允，但却开启了《孟子》由“子”升“经”的先声。
真正揭开“孟子升格运动”序幕的是稍后的韩愈。韩愈在唐宋间思想转折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，但对他倡导“孟子升格”这一点学者所论不多。韩愈是最先把孟子名字升到孔子之后的人，他首次提出了儒家的“道统”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（《韩昌黎集》卷十一《原道》）还说：“孔子之徒没，尊圣人者，孟氏而已……孟氏醇乎醇者也。”（《韩昌黎集》卷十一《读荀子》）韩愈抬高孟子地位的理由，据他自己说是两点：一是唯有孟子得孔子“真传”，“孔子之道，大而能博，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……唯孟轲师子思，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，群弟子莫不有书，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……故求观圣人之道者，必自孟子始。”（《韩昌黎集》 卷二十一《送王秀才序》）二是孟子有“卫道”之功，“扬子云曰：古者杨、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夫杨、墨行，正道废……孟子虽贤圣，不得位，空言无施，虽切何补？然赖其言，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义，贵王贱霸而已……然向无孟氏， 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！故愈尝推尊孟氏，以为功不在禹下者，为此也。”（《韩昌黎集》卷十八《与孟尚书书》）
韩愈用尊“孔孟”取代唐初以来的尊“孔颜”，可谓大音希声，在当时的学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。但在韩愈的同好中还是有人注意到了，如唐末的皮日休即是一例。皮氏其人在文学史上小有名气，可思想史界却对之不够重视。在我看来，他也算得上唐宋间思想嬗变过程中不应忽视的过渡人物。这里仅就其“尊孟”一点而论，首先，皮氏完全继承了韩愈关于孟子上接孔子和孟子有辟异端之功的思想，还把韩愈比作当代的孟子。他说：“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”（《皮子文薮》卷四《文中子碑》）；“古者杨、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故有周、孔，必有杨、墨，要在有孟子而已矣。今西域之教，岳其基而溟其源，乱于杨、墨也甚矣。如是为士，则孰有孟子哉？千世之后，独有一昌黎先生，露臂瞋视，诟于千百人内。其言虽行，其道不胜。苟轩裳之士，世世有昌黎先生，则吾以为孟子矣。”（《皮子文薮》卷三《原化》）基于这一看法，皮氏曾专门上书朝廷，建议把韩愈列入国子学配享的诸贤名单中去（《皮子文薮》卷九《请韩文公配飧太学书》）。北宋前期的儒者因“尊孟”而“尊韩”，其始创自皮日休。其次，皮氏又一次提出了《孟子》书的升格要求。唐懿宗咸通四年（863），皮氏上书朝廷，提出：“圣人之道，不过乎经；经之降者，不过乎史；史之降者，不过乎子。子不异乎道者，《孟子》也……《孟子》之文，粲若经传……其文继乎六艺，光乎百氏，真圣人之微旨也！若然者，何其道晔晔于前，其书没没于后？……伏请命有司：去《庄》《列》之书，以《孟子》为主，有能精通其义者，其科选视明经。”（《皮子文薮》卷九《请〈孟子〉为学科书》）和杨绾、韩愈一样，皮氏的呼吁也没能引起统治者的关注。
进入五代十国乱世，“孟子升格运动”偃旗息鼓。赵宋立国伊始，基本承袭唐代旧制，国子监所祭仍为“孔颜”，明经取士仍考“九经”，宋初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对孟子其人其书有所重视的大概只有柳开和孙奭。
柳开颇受皮日休影响，推崇孟子，兼及王通和韩愈，曾一度改名“肩愈”，意要继韩愈之志。他说：“杨、墨交乱，圣人之道复将坠。……孟轲氏出而佐之，辞而辟之，圣人之道复存焉。”（《河东先生集》卷六《答臧丙第一书》）“能继孔氏者，轲之下，虽扬雄不敢措一辞。”（《河东先生集》卷二《补亡先生传》）他开列的“道统”名单，在孟子后又加上了扬雄和韩愈（以后又加了王通）。但柳开的思想在当时影响不大。孙奭是三朝宿儒，真宗大中祥符间曾受命校勘《孟子》，由此“请以孟轲书镂板”（见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卷四），并撰成《孟子音义》二卷。至于世传《十三经注疏》中之《孟子疏》，旧题孙奭，实是伪书，不足为信。
重新唤起“孟子升格运动”，是在宋仁宗统治时期。仁宗的庆历（1041—1048）前后，伴随政治上求变呼声高涨和“新政”的一度施行，学坛上兴起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。整个思潮在复兴儒学、排斥佛道和改变文风三个层面展开。韩愈的倡导儒学及对传统笺注之学的批判，他对佛道二教的抨击，他的“文所以明道”思想，在思潮中得到充分肯定和发展。有关这一思潮，笔者已有专文论述，这里不重复，仅集中谈一下思潮中表现的“尊孟”取向。
庆历思潮的领袖是范仲淹和欧阳修，他们都属于“尊孟”之列。如范氏发挥孟子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思想，标举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宋代新儒学的理想人格风范。欧阳修推崇孟子，认为“孔子之后，唯孟轲最知道”（《欧阳文忠全集》卷六十六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），苏轼称欧阳修“其学推韩愈、孟子，以达于孔子”，是世所公认的“今之韩愈”（《苏东坡全集•前集》卷二十四《居士集序》）。范、欧之“尊孟”，在当时只能算很普通的，真正极力推尊孟子的，是被后世称为“宋初三先生”中的二位，即孙复和石介师徒。
孙复认为，“孔子既没，千古之下，攘邪怪之说，夷奇险之行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，而孟子为之首”；而扬雄说孟子辟杨墨之功，远不如韩愈说孟子功不在禹下来得“深且至”，因为“洚水横流，大禹不作，则天下之民鱼鳖矣；杨、墨暴行，孟子不作，则天下之民禽兽矣。”（《孙明复小集•兖州邹县建孟庙记》）石介认为，“孔子既没，微言遂绝，杨、墨之徒，榛塞正路，孟子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辟杨、 墨；说齐宣、梁惠王七国之君，以行仁义。”（《徂徐集》卷十四《与士建中秀才书》〉他们还反复强调了儒家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到孟子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圣贤相续的“道统”。孙、石作为北宋前期首出的经学家和教育家，在当时学界具有很大影响。孙复以《春秋》学名世，他的《春秋尊王发微》一反传统的“三传”，充分发挥孟子关于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的思想。石介则以排佛老、斥时文著称，自云“吾道固如是，吾勇过孟轲”，高举孟子、韩愈的旗帜，大张挞伐“异端邪说”。
在庆历思潮推动下，“尊孟”成为学者的时尚，就如稍后的傅野在《述常语》中指出的，“及退之‘醇乎醇’之说行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。至于今兹，其道乃高出六经”（邵博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十三引）。
此阶段中，除在思想界出现“尊孟”热潮外，在实质性的“尊孟”行动上也开始有事可纪，那就是兖州邹县孟庙的建立。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），出知兖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，在邹县建成孟庙。孔氏认为，“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，无先于孟子。孟子力平二竖之祸而不得血食于后，兹其阙已甚矣！祭法曰：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孟子可谓能御大灾、能捍大患者。且邹昔以为孟子之里，今为所治之属也，吾当访其墓而表之，新其祠而祀之，以旌其烈。”于是责令地方官查找，在邑东北三十里的“四墓山”找到孟子墓，除去榛莽，建起孟庙，以公孙丑、万章等配享。还专请孙复写了记文。实际在此以前，孔道辅在家庙也就是孔庙中，已立孟子、荀子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“五贤堂”，“像而祠之”。
自庆历以后，“孟子升格运动”进入迅速发展时期，到宋神宗熙丰间（1068—1085） 达到高潮。当时学统四起，学派纷出，学者林立。就影响而言，以二程的“洛学”、张载的“关学”和王安石的“新学”为巨。这几派都是属于“尊孟”之列的，虽然他们之间的政见相左。
二程“尊孟”的言论很多，如“孔子没，传孔子之道者，曾子而已。曾子传之子思, 子思传之孟子，孟子死，不得其传。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。”（《河南钱氏遗书》卷二十五）“圣人之学，若非子思、孟子，则几乎息矣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七）“孟子有功于道，为万世之师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五）“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。如仲尼只说一个仁，孟子开口便说仁义；仲尼只说一个志，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；只此二字, 其功甚多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）“邓文孚问：‘孟子还可以为圣人否？’曰：‘未敢便道他是圣人，然学已到至处。’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九）在辨别颜、孟优劣时，二程虽以为颜渊更具圣人气象，但指出这是时势使然，“学者全要识时。若不识时，不足以言学。颜子陋巷自乐，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时，世既无人，安可不以道自任？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）对孟子其书，二程也极力推崇，程颐有《解孟子》十四卷（已佚）。 他们常把《论》《孟》并提，认为“学者当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本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既治， 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五）“学者先须读《论》《孟》。穷得《论》《孟》，自有个要约处，以此观他经，甚省力。《论》《孟》如丈尺权衡相似，以此去量度 事物，自然见得长短轻重，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）可见二程已经认为《论》《孟》高于“五经”了。
张载的“尊孟”倾向也很明显。如他说：“古之学者便立天理，孔孟而后，其心不传，如荀、扬皆不能知。”（《经学理窟•义理》）“颜子用舍与圣人同，孟子辨伯夷、伊尹而愿学孔子，较其趋固无异矣。考孟子之言，其出处固已立于无过之地。”（《张子语录上》）“孟子所止到已所难名处。”（《张子语录中》）张载重视《孟子》，曾作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（已佚）还说：“要见圣人，无如《论》《孟》为要。《论》《孟》二书于学者大足，只是须涵泳。”（《经学理窟•义理》）“学者信书，且须信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”（《经学理窟•义理》） 在其名著《正蒙》中的《中正》、《作者》、《三十》、《有德》、《有司》诸篇中，有大量引证、诠释和发挥《论》《孟》的内容。而他的《西铭》更被二程誉为《孟子》后绝无仅有的佳作。
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，认为“孔孟如日月，委蛇在苍冥。光明所照耀，万物成冬春。”（《王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八《扬雄三首》）他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己，“沉魄浮魂不可招，遗编一读想风标。何妨举世嫌迂阔，故有斯人慰寂寥。”（《王文公文集》卷七十三《孟子》）把成为孟子式的人物作为奋斗目标，“欲传道义心虽壮，学作文章力已穷。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！”（《王文公文集》卷五十五《奉酬永叔见赠》）王安石之“尊孟”是时人所公认的，其弟子陆佃说他“言为《诗》《书》，行则孔孟。”（《陶山集》卷十三《祭丞相荆公之文》）其政敌司马光也说：“介甫于诸书无不观，而特好孟子、老子之言。”（《司马温公文集》卷十《与王介甫书》）并进而批评他违背孟子，言利扰民。安石之学得力于《孟子》，故其治《孟子》亦勤，有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（已佚）。“新学”中人对《孟子》也多有研究；如其子王雱作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，联襟王令著《孟子讲义》五卷，门人龚原有《孟子解》十卷，许允成有《孟子新义》十四卷。王安石变法时的助手之一，著名科学家沈括，也有《孟子解》一卷。
王安石一派不仅在思想上“尊孟”，而且在行动上也付诸实践。由于他们掌握着当时的国家权力，所以“孟子升格运动”此时已在政治上获得朝廷支持，请看下列进展：
熙宁四年（1071）二月，《孟子》首次被列入科举。
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判国子监常秩请立孟轲像于朝廷。
元丰六年（1083）十月，孟子首次受封，诏封邹国公。
元丰七年（1084）五月，孟子首次被允许配享孔庙。
政和五年（1115），政府承认兖州邹县孟庙，诏以乐正子配享，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。
宣和年间（1119—1125），《孟子》首次被刻石，成为实际的“十三经”之一。
上列事实中，熙宁间事为王安石当政期间，元丰间安石退隐，但执政者蔡确、章惇等均为“新党”，故极力诋诟王安石的朱熹也承认“孟子配享，乃荆公请之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）；政和至宣和间是蔡京当国，亦号称行“新法”，当时科试《孟子》，王安石、王雱、许允率所解的《孟子》为“场屋举子宗之”。因此，王安石实在堪称“孟子升格运动”中的第一功臣。
宋室南渡后，“孟子升格运动”实际已进入尾声。当时“新学”尽管被斥，但“尊孟”却被统治者完全接受。如宋高宗御书“石经”，不忘把《孟子》列在其中。南宋学界之“尊孟”则更为普遍，以当时最富影响的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为例：朱熹幼时读《孟子》，见到“圣人与我同类”而“喜不可言”，他一生用力于《语》《孟》《学》《庸》，精心撰成四书的《集注》和《或问》，在其他地方论及孟子其人其书之处亦比比皆是。陆九渊自称其学“因读《孟子》而自得之”（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五《语录下》），他的思想与孟子的关系比朱熹更近，心学大师王阳明就直接指出，“陆氏之学，孟氏之学也。”（《阳明全书》卷七《象山文集序》）至于南宋其他学者，这里就无烦具论了。
到宋宁宗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国子司业刘㷍奏准将朱熹的《论语孟子集注》作为官方之学（《宋史·刘㷍传》）。宋理宗淳祐四年（1244），下诏褒赞朱熹，宣称“朕惟孔子之道，自孟轲后不得其传，至我朝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真见实践，深探圣域，千载绝学，始有指归……”（《宋史•理宗本纪》）正式承认程朱“道统”上接孔孟。当时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认为“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，轲死不得其传，天下学者咸曰孔孟。《孟子》之书，固非荀、扬以降所可同日而语。今国家设科，《语》《孟》并列于经， 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，故合为一类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《语孟类》）至此为止，“孟子升格运动”基本完成。以后再出现的锦上添花之类的事，已不属于这个变化过程了。
轮值主编 | 刘 梁 剑
编辑 | 宋 金 明 李 欢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